廉钦道虽处海滨，此时确实还是一个孤贫之地，至于琼崖道这时代的风景肯定更好，但朱敬伦对这两地暂时不感兴趣，争夺惠潮嘉道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
随着高雷阳道的平定，朱敬伦觉得自己有力量向这里强行扩张了。
在高雷阳道的军事行动，让朱敬伦看到了一个问题，老百姓实在是太穷了，珠三角一带还算好的，可是依然有过造反，陈金釭可不就是从三水起兵，先后攻占过四会等地吗。
高雷阳等粤西地区即便放在后世，都是广东最贫困的地方，这里的特点，一个是山多，一个是路险，这两种情况造成的结果一个是贫穷，一个就是容易生乱。
而惠潮嘉道的经济虽然因为潮州靠海，靠近珠三角，还有跟大海联通的梅江等河流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，但依然相对贫困，山地众多是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另一个原因则是这里的民风历来彪悍，官场有个典故叫做“潮民难治”，说的就是这一带的人很难统治，这里的民事很难治理，一旦在这里能做出成绩的官员，那朝廷都是要给树碑立传的，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韩昌黎韩愈曾经治理这里出过成绩。
朱敬伦平定高州府的叛乱之后，不但收降了一万农民军，全部打散调到广州东较场进行整训，各个首脑送进新开办的军校，什么时候学好了什么时候放出来，至于怎么算学好，朱敬伦说了算。
不但这些农民军这样处理，连高雷阳道的官兵也这么办，不但将当地参将方耀率领的团勇调到东较场整训，将方耀等一杆团勇军官送入军校，连绿营只要没有溃散的也拉到了这里整训，军官送入军校。
高雷阳道的事情给朱敬伦敲响了一个警钟，广东各地并不都跟广州府一样，各地民情大大不的同，并不能一刀切来处理。之前他为了不让士兵产生自卑感，一直坚持的是高薪，哪怕最后因为经济压力，只给新招的星瑞手里只有两千人，是他从福健家乡招募来的福健团勇和在潮州当地招募的潮勇，也是悍不畏死械斗磨练出来的性格，他不像卓兴已经高居总兵，还只是一个团练帮办，自己也是捐官出身，一直想谋一个出路而不可得，本来还可以仰仗他父亲，可是父亲死了，在自己前途和张宝铭威逼，以及卓兴做榜样的情况下，他也带着人来广州了。
文星瑞跟卓兴不一样，他是读书人，朱敬伦虽然也送他进入了军校，但是对他就格外关心一些，告诉他，将来是要他当文职的，这是张宝铭都承诺过文星瑞的事情，这也是他最关心的，这种读书的富家子弟，依然有深深的重文轻武思想，有这种保证后，他非常高兴的在军校中学习，把所有的团勇放心的扔给了朱敬伦整训。
惠潮嘉道最强力的两只部队都被朱敬伦降服，剩下的清军绿营，要么早就做鸟兽散了，要么就是在各地混吃等死。
其实绿营兵也不容易，能活的像个人，谁愿意低人一等？这些人当兵就是为了吃饷，可是清末连那点微薄的饷银都不能保证，因此大多数绿营兵其实还得身兼副业才能为生，有的是在码头上扛活，有的则是跟帮会勾结开办赌场等，还有的走私鴉片等物的。
因此这些人要紧的不是他们愿不愿意跟朱敬伦走，只要给钱就是让他们跟太平军走，他们都无所谓，要紧的是他们身上一身的兵油子习气，但为了地方安全，朱敬伦还是将这些人都接收了进来，一人一两银子，然后让军官们狠狠地整训吧，反正什么时候学规矩了，什么时候放他们出来，也不怕纠正不了他们身上的劣性，法国的外籍兵团对人渣从来来者不拒，朱敬伦没道理练不出他们来。
惠潮嘉道的道台、军队甚至连财政要害的海关，全都被朱敬伦控制，这个地区也算是纳入了朱敬伦的地盘了。
整个广東省此时能控制的地方，和值得自己控制的地方，基本上就都在手里了。
在没准备好跟柏贵撕破脸，或者说是跟清廷撕破脸之前，朱敬伦暂时选择了静待时机，暂时停止了扩张的脚步，稳下心来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之上。
并且开始谨慎的盯着自己周边的邻居们这一年来的动向。
太平军这一年的表现有起有落。
随着安庆失陷，又被叛徒出卖，太平天国后期两大台柱之一的英王陈玉成被清军俘虏。
这时候太平天国中唯一能镇得住场面的就剩下李秀成这一个大将了。
此时李秀成已经攻占了苏锡常杭州等江南富庶地区，建立了一个苏福省，清军江南大营早就被拔出，在江南一带基本上没有什么敌人。
李秀成可谓是兵精粮足，依靠苏杭等地的财富，他还从上海走私了两三万洋枪，火力空前强大。
但他的战略方向却有些让人疑惑，先后两次攻打上海，明知道哪里有洋人，明知道洋人会反对，明知道洋人不好惹，他依然两次攻打上海。
尤其是第二次攻打上海的时候，还是湘军已经攻占了安庆，南京外围已经无险可守的情况下，依然去强行攻打上海。(未完待续。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