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芝廷带着龙元喜和伍崇曜坐在朱敬伦的书房里，这里是过去的广州巡抚衙门，朱敬伦的皇宫定在两广总督府，但是那座府邸英法联军攻打广州的时候就炸毁了，现在已经找人清理废墟，但要住进去还得好一阵子，所以朱敬伦这个皇帝显得有些寒酸。小说
陈芝廷有些拘谨，尽管他跟朱敬伦已经很熟悉了，在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，他就跟随朱敬伦了，可是过去的陈芝廷更是以一个乡绅，一个举人，一个手下的身份跟着朱敬伦的，但现在他是以一个宰相的身份面对一个皇帝，这种新的身份，哪怕过去了半年天气，他依然还无法做到从容。
不从容，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，他始终觉得自己不合格。
他爬升的速度太快了，这跟朱敬伦手下实在是没有人才储备，才不得不不断的破格提拔官员有关，感情上陈芝廷是感激朱敬伦的，这是知遇之恩，对于一个文人，恩莫大于此，可正因为这样，他就更是不安，朱敬伦恢复宰相制度，还让他当宰相，这是将国家托付给他，可是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做的不好。
陈芝廷缺乏经验，他自己都明白，他最大的执政经验，就是跟随朱敬伦经营新安的时候，可那时候他职位是县丞，虽然朱敬伦放开手让他管县政，他的经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县令，
即便是这个县令，他当初主要扮演的，还是一个拖后腿的。
朱敬伦想尽办法在洋人、广東文官集团和当地乡绅几大势力之间玩平衡，才在新安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基业，比如修建了兵工厂，组建了数量庞大的乡勇。但当时陈芝廷对这些基业并没有太重视，因为当时他也没想到朱敬伦后来会当皇帝，当朱敬伦招募洋人建军械所的时候，他就很不满意，多次劝阻，当朱敬伦在新安修建交易所的时候，修建港口的时候，他都以一个乡绅的观念表示反对过。
现在看来，那些东西是朱敬伦最大的资本，军械所是兵工厂的掩护名字，因为军械所，朱敬伦的军队中拥有了精良的洋枪洋炮，交易所则是朱敬伦的钱袋子，有了交易所，朱敬伦才吸引到大批商人来交易，收到了大批的税收，建港口同样是这个道理，但当时的陈芝廷，全都表示了反对。
此时的陈芝廷，跟过去的位置不同了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，而且周游列国，让他思想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，这个改变不是当时就形成的，而是在回国后不断的思考西方国家的各种事务慢慢转变的。
尤其是现在当了宰相，他的心胸跟过去的书生、举人完全不同了，过去他就是看不惯洋人，他就是不想看到蛮夷，恨屋及乌，所有跟洋人沾边的东西，他都不喜欢，哪怕当时在洋人的国家出使，他也不睁眼瞧那些洋人洋洋自得的大学和博物馆。
可现在慢慢回想起来，洋人的很多东西还是让很很震撼的，高耸入云的教堂，轰鸣奔跑的都要由他汇总，他觉得重要的，才会请示皇帝，硬性的限制很少，比如拨款一百万两以上的，才需要皇帝直接批准，另外就是兵部目前由皇帝直接指挥，兵部尚书只是礼节性的对陈芝廷负责，而兵部的重要文件，都是直接送交中书省的。
朱敬伦如此重用他，更让陈芝廷压力大，生怕办错了事有负君恩，他几乎是事必躬亲，每天光是阅览各地送来的日常公文，就花去了他大半的时间，如果仅仅是累也还罢了，还有很多事情让他无所适从，比如今天遇到的英国总督的照会问题。
罗便臣强烈要求大明军队立刻撤出澳门，否则一切后果由大明政府负责，英国人已经打过两次广州了，如果在自己任上，将英国第三次引到广州来，陈芝廷的官做不做不重要，关键是他觉得太对不起皇帝的知遇之恩了。
这件事他不知道如何决断，所以他带人来找朱敬伦，但同时他觉得还是自己领导无方，他内心愧疚，所以他一言不发，十分拘谨的坐着听朱敬伦的指示。
朱敬伦看到陈芝廷的状态，这已经不是短时间了，自从上任之后，陈芝廷的状态都不太对，也是，让一个习惯了下跪磕头的政治制度下的官员，突然放在独当一面的宰相位置上，换任何一个人也会无所适从的。
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名臣曹振镛一路做到了太子太师、太傅，画像进入了紫光阁，可当别人问他为官之道的时候，他说出了晚清官场一句明言：多磕头少说话。
晚清政治文化已经到了唯唯诺诺，小心谨慎的程度，文官们早就习惯了不负责任，有事上报就事不关己，可突然要他们负责，陈芝廷难免不习惯。
摸清情况的朱敬伦并没有给陈芝廷施压，反而是柔声细语的仔细解释自己的意图，但是有些话，即便声音再小，也显得振聋发聩。
因为朱敬伦说：“我打算趁此机会收回澳门，然后找机会收回香港岛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