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路机车往灾区运送完物资之后，总是要赶回的，虽然目前铁路线还是单线铁路，但在必要的地方都设置了转换站，让来回的化和信仰，会跟传统思想文化激烈碰撞，产生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，说白了，限制宗教，只是求稳而已。
对洋教没有偏见，对洋教愿意主动救灾的行为就不会排斥，清廷的严防死守，让传教士和秀女等救灾人员很难深入灾区，但是他们发现跟大明铁路施工队伍通行，能够很好的避过当地官府的围堵。
于是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跟大明联系，希望通过大明的渠道，让他们深入灾区救灾，大明政府对此是不拒绝的，但提出他们单独出行太危险，不如留在大明救灾部门设置的救灾安置点帮忙。
除了个别真的不是以救人为目的，至少不是主要目的教会，大多数教会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，所以在大明以铁路公司为主的救灾部门掩护下，他们得以沿着铁路线一路路深入灾区之中。
李提摩太也是这么一个救灾牧师。
李提摩太懂得一些医术，这是这个时代传教士必备的素质，因为教会认为，只有两样东西，才能够迅速接近中国人，第一是赈济，第二就是医疗，显然教会已经摸准了中国老百姓讲求实用的性格，说一千遍虚无缥缈的天堂，比不上一济治疗感冒的猛药。
于是李提摩太跟两个修女加入了救济站，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不要任何回报，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他们要求跟随铁路前往灾区深处，铁路修通到哪里，他们的工作站就搬到哪里。
一个个简单的草棚子，在铁路两侧横平竖直排列成了密密麻麻的小城，无数的中国人就住在这样的草棚子中，在这些灰色的草棚子中间，则是一片白色的帐篷区，这是铁路公司最早建立的临时据点，帐篷是从大明带过来的军用帐篷，但是很快这种帐篷就不够用了，所以才开始利用当地的原材料，搭建这些草棚子。
李提摩太的医疗站分到了一个白色的帐篷，并且有一个18的编号，意味着他是这里的第十明人”自居的傲慢，要将文明传播给中国人。听说这些人的进展很不顺利，他们都是在没有经过大清王朝同意后，私自进入灾区的，在灾区遭受了当地官府和民间的双重抵制。
李提摩太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进入河南，因为他认为只有这种有组织的行动，才有可能起到作用，而那种狂热精神支撑的冒险，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傍晚，站长来找李提摩太，告诉他他无法进入河南了，而且也不能留在这里，他们必须走了。站长说，当地人对赈济站上有洋人十分惊慌，有一些人打算对洋人不利，所以站上所有的洋人都必须走。
李提摩太很失落，这里是郓城附近最大的救济站，距离黄河边不远，因此辐射了相当大一片区域，已经收拢了五万多灾民。过了黄河就是河南了，近在咫尺他却无法跨过去，就好像永远也无法跨过中国人心中那道跟上帝之间的鸿沟一样。
李提摩太试图留下来，他表示他可以装扮成一个中国人，他曾经这么干过，穿起中国人的长袍，带上假辫子。可是站长说不行，他们不想惹麻烦，如果洋人在这里，很可能让当地一些乡勇阻挠灾民赶来救济站。
现在灾民到赈济站的路上，都是这些乡勇在严防死守，乡勇主要是担心那些通过他们家乡的灾民，会给他们家乡带来麻烦，所以大宗族都组织了民团。
如果跟地方势力起了冲突，会对大明的救灾工作带来麻烦，所以大明政府多次通告，要求每一个赈济站都必须跟当地地方势力保持友好，不管是乡勇，还是官府，都要尽可能的合作。
李提摩太同意了，他也不想给大明的赈济工作惹麻烦，因为他非常清醒的意识到，在这个混乱的时候，大明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东亚大陆上唯一一个负责任，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负责任的政府了，此时给大明政府找麻烦，不利于赈灾。
至于当地的清政府，已经完全处于失控状态，他们没有能力对千千万万的灾民进行管理，对外地来的流民，他们甚至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敌意，给本地各乡各村都发去了告示，让大家防备流民，对外地流民采取一种严防死守的政策。
所以当地政府才默认了大明救济站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发现只要将流民赶到救济站，就能阻止这些灾民扰乱当地社会秩序。
当地官府的不作为，不负责，更映衬出了大明政府的负责态度，而通过一个个传教士的眼睛和嘴，将大明的形象传递到了西方社会，让大明的这场赈灾行为，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美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