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北欧学者，哪国的，叫什么朱敬伦都记不起来了，甚至可能不止一国，不止一个人跟他说过，那些年北欧人喜欢全世界输出他们的世界观，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。
朱敬伦记得有人说，所谓高福利的负效应，其实东亚国家最低。因为他们研究发现，新加坡提高了社会福利，新加坡人没有变懒，日本人提高了社会福利，日本人也没有变懒，韩国人如此，台湾人也是如此。
西方学者通过研究一些非洲国家，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后发现。有的外资公司，为了让当地人增加工作时间，提高了小时工资收入，但得到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人不是增加了工作时间来挣更多的钱，而是减少了工作时间，他们挣够了生活费之后，就不在工作了，小时工资提升，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赚到更多的工作。
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欧洲国家中，西班牙、法国等天主教国家的工人，都是倾向于缩减工作时间，而不是增加工作收入。
西方学者从宗教文化上论证这种现象，他们认为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，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，天主教追求的是闲暇最大化，新教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。
跟东方国家进行对比后他们发现，东亚国家在这方面，表现的最好。不管是韩国也好，日本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都出现了一种现象。那些明显退休后可以享受丰厚退休金的老人，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不去过闲暇时光，而是通过返聘等形势，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，一边拿着返聘工资，一边拿着退休金，他们追求的，是极端的利益最大化。至于休息，很多人都说死了有休息的时候。
东亚的特殊文化，并不是以享乐为主，所以这一地区的储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。在房地产发展成为产业之前，很少有家庭会负债，有闲钱都存着，也不去追求过分的享受。即便存够了自己一辈子的花销，依然存着，给子孙存，给后代存。
这种带有工作狂性质的文化，当然跟西方不一样，掌握话语权的新教国家，看不惯那些有钱就花的天主教国家，也看不惯有钱就存的中国人。所以他们一边批判天主教徒没有节俭意识，一边骂中国人是工作机器。
撇开这些世界观争执，东亚文化是最适合搞福利的文化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日本有学者提出一个观点，他们认为，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，东亚地区在进行一种叫做“勤业革命”的社会调整。在人口和资源极不对等的情况下，东亚国家不是像西方那样向外扩张，而是深挖内部潜力，将劳动力极大的投入到有限的国内资源开发中。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，投入到土地上，让单位土地增加更大的产出，从而养活西方不可能养活的人口基数。
在这种现实压力下，东亚文化中开始诞生各种强调勤奋的文化，将“勤劳”上升到了道德高度。
所以即便不工作也可以活下去，可是道德是谴责这种行为的，你一个年轻人不去工作，整天赖在家里，即便你父母养得起，但也会被人说闲话，当所有人都在说你懒得时候，年轻人也就不敢待在家中了。
这种文化给了朱敬伦坚定的信心，让他决定推动社会财富再分配，至于高福利后的负效应问题，他决定参考北欧的解决方法。
大概在1970年代以后，吃光了二战战争财福利的瑞典等国的高福利政策开始难以为继，因为太多人开始不愿意工作，工人党政府又不敢降低福利，结果导致政府债务激增，即便不工作也能拿到相当多的收入，甚至请病假比工作的收入还高的时候，新教文化也不好使。
同样，中国人即便再追求勤劳，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活的很好的时候，也就没人工作了，他们喜欢储蓄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，一旦国家能保障他们的未来，勤文化也就没有了。
当福利国家的福利太过优渥，失业补助接近正常薪水，税收又太高，努力赚的钱都成了税金，谁还会去工作。没有人工作，没有人赚钱缴税，又如何维持福利。
北欧的办法是通过教育，不是教育民众努力工作的道德观，而是通过各种特殊的职业教育，让人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，人是需要工作的，这是一个客观规律，大多数人如果真的不工作的，反而会感到不自在。大家不喜欢工作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没有乐趣可言，尤其是工业时代，要求人跟机器一样工作，更是泯灭人的天性。
北欧通过各种合理的职业培训，让每个人都拥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技能，如果不喜欢还可以继续其他职业培训，直到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。通过这种办法，用了一代人时间，北欧扭转了这种情况，他们的女性工作比例都达到了主义。
不能怪他们，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，这是世界流行观念。对抗这种观念的，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。有的国家，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，最后爆发革命，有的国家，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，最后进入福利社会。
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，能避免的情况下，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。
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，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，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，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，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，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。
这些组织，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，恰恰相反，大多数组织，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。最早的一批工会，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，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。
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，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，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，提高工作，改善工作条件。
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，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，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。
朱敬伦赫然发现，在思想上，富有良知的精英，不管是新知识精英，还是传统士大夫，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。
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，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，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，儒家的仁政思想，忠孝礼仪文化，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，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。
朱敬伦发现，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，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，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，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三思之后，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。
